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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扎克作品中的中國元素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19-11-29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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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洪洋

  被譽為“現代法國小說之父”的巴爾扎克,一生中僅寫過兩篇較長的專論,其中一篇就是他為好友奧古斯特·博爾熱的畫集《中國與中國人》所寫的專論,并稱“我的童年是在中國和中國人的搖籃里度過的”。

  從未到過中國的巴爾扎克一生對中國有著“永無止境的興趣”,他筆下的中國是“仙境”,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向往,它地處東方“金色夢幻的樂土”,是一個“詩意濃厚”“美麗富饒”的國度;那里的人“在德行方面比在錢財方面更加樂善好施”;“對這個民族的欽佩簡直不能自已……它的歷史比神話的年代或圣經的年代還要悠久……”

  一

  就我們熟悉的外國作家而言,要論其書中的中國元素,似乎沒有誰能多過巴爾扎克。通過那些信手拈來的書寫,他對于中國器物之熟悉及喜愛,可見一斑。

  他形容某個客廳硬木地板的光滑、細膩,“宛如上了仿中國漆器的油漆,煞是好看”(《莫黛斯特·米尼翁》)。

  他稱贊一件中國牙雕作品的精美,說“為此大約需要兩戶中國藝人之家雕刻一輩子”(《假情婦》)。

  他描述從陽臺往下俯瞰的街景,“那車水馬龍、川流不息的情景大有中國走馬燈的意味”(《雙重家庭》)。

  他將美好的女性形象比作“中國畫家筆下的仙女像”(《貝阿特麗克絲》),更在《煙花女榮辱記》中直述:“她的皮膚細膩,有如中國的宣紙。”他描寫女性的眉毛:“秀麗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于中國畫家的手筆”(《幻滅》),“像中國畫家描出來的”(《貝阿特麗克絲》),或者“好似中國臉譜用彩筆一一勾出的那樣”(《莫黛斯特·米尼翁》)。

  他不厭其詳地描摹一幅窗簾,“走進餐廳時,男爵情不自禁地要愛絲苔摸摸窗簾的料子。這窗簾簡直跟王家的一樣闊氣,那里子是白色波紋綢,邊飾足以與一位葡萄牙公主的胸衣媲美。這窗簾料子是從廣州買來的一種絲綢,中國的能工巧匠在上面畫上了亞洲的各種飛鳥,其精美只有中世紀繪在犢皮紙上的畫或者繪在查理五世的彌撒經本上的畫可與之媲美”(《煙花女榮辱記》)。

  他描寫一個人,“他蔑視社會的習俗,擺出一副對上流社會所尊崇的一切都要予以批判的架勢,這就使他與那些思想狹隘和力圖維護傳統禮節的人格格不入。但這種作風是一種像中國貨一樣新奇的東西,一點兒也不令婦女們討厭”(《夏娃的女兒》)。

  據不完全統計,出現在其作品中的中國物件有:窗簾,帷幔,掛毯,屏風,紅綢披肩,南京緞褲子,南京土布褲子,北京繪花寬條綢,各種漆器、瓷器和木器,花盆,宣紙及其他中國紙,陽傘,中國畫,中國鑼,各種用作裝飾的小物件,裝煙草的中國陶罐,或長頸或鼓肚的形狀古怪的各類中國花瓶,中國佛像,中國古玩,中國女紅臺之類的中國家具,皮影戲,中國式的水閣、亭子和書房,以及從中國運來的果品。恐怕連專營店的常客也開不出如此之長的貨單吧。

  二

  生于1799年的巴爾扎克沒有趕上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但在19世紀上半葉應該還能感受到不少余溫。歷史告訴我們,早在公元前1世紀,中國絲綢便通過陸路傳到了羅馬,然而東西方之間大宗貨物貿易的真正開展,還是要以1513年葡萄牙商船出現在中國海面為標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為歐洲與中國的交往翻開了嶄新的一頁。1660年前后,每年行駛在達伽馬所開辟的東西方航道上的商船,即達20000艘之多(《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等海上強國相比,作為陸上強權的法國進入遠東海域的時間較晚,對華貿易規模較小,然而它一樣迎來大量品種繁多的中國商品的涌入。

  商品的輸入即意味著文化的輸入——因為任何商品“本身就帶著一種實用哲學和生活學說”,更不用說價值觀和審美觀了。法國漢學家艾田蒲曾經舉過葡萄酒瓶塞的例子:如果我們拋棄舊傳統,手懶而不用蠟封瓶口,葡萄酒的質量就會受到損害——于是,縱然把世界的所有專利證都給了加利福尼亞的葡萄種植者,他們也絕對釀造不出優質波爾多葡萄酒,甚至普通的安儒葡萄酒,因為這些葡萄酒都離不開瓶塞。所以,當一個中國人喝法國的葡萄酒時,他就分享了法國的價值觀;而當羅馬婦女身著中國絲綢時,她們也就打上了中國的價值標記(參見《中國之歐洲》)。

  在這個意義上,自述童年“在中國和中國人的搖籃里度過”的巴爾扎克,對于中國文化自然會有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認同。

  在《幻滅》中,他比較詳細地談到了中國的造紙工藝和技術。小說主人公呂西安的父親曾經有個想法:采用美洲的一種植物來造紙,因為這近乎中國人用的原料,成本非常便宜,可以把紙價降低一半。呂西安將此推薦給恰巧接手老家印刷所的同學大衛,大衛于是開始進行嘗試。借大衛之口,巴爾扎克展示了自己關于中國造紙術的淵博知識:

  有一次在我巴黎的辦公室內,幾個人為了中國造紙用的原料,展開一場熱烈的爭論。由于原料關系,中國紙一開始就勝過我們的紙。中國紙又薄又細膩,比我們的好多了,而且這些可貴的特點并不減少紙的韌性,不管怎么薄,還是不透明的。多年來大家對中國紙極感興趣。有位非常博學的校對,……德·圣西門伯爵來看我們。他說,肯普夫和杜·阿爾德認為中國紙和我們的紙同樣是用植物做的,原料是楮。另外一個校對認為中國紙主要用動物性的原料,就是中國大量生產的絲。他們在我面前打賭。……就把問題送交研究院,由前任帝國印刷所所長馬塞爾先生做評判。馬塞爾先生打發他們兩人去見兵工廠圖書館館長葛羅齊埃神甫。據葛羅齊埃神甫的意見,兩個打賭的人都輸了。中國紙的原料既不是楮,也不是絲,而是用搗碎的竹子纖維做的紙漿。葛羅齊埃神甫藏著一部講述造紙技術的中國書,附有不少圖解,說明全部制造過程……

  葛羅齊埃神甫所藏的這本書,按照推測應該就是初刊于1637年(明崇禎十年)的《天工開物》。《天工開物》卷十三《殺青》介紹了中國古代制造竹紙(煮竹取漿)和皮紙(煮楮樹皮取漿)的方法,對于造紙過程、工藝以及工具等,都有詳細的描繪并附圖。巴爾扎克的轉述的確存在一些疏失,然而他洋溢于字里行間的對于中國造紙技術的由衷贊嘆,還是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另一篇小說《禁治產》,在觀念上擁有著更多的中國元素,但一直未引起中國讀者的足夠關注。小說主人公是一位善良正直、充滿正義感的侯爵——德·埃斯巴。他因其祖上采取不道德的方法巧取豪奪了一家姓冉樂諾的新教徒的田產而倍感愧疚——“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們將來對我像我對祖先一樣想法。我要傳給他們一份沒有污點的遺產,一個沒有污點的爵徽;我不愿意貴族的品格在我身上變成自欺欺人的謊言。”于是,侯爵設法找到了還在世的冉樂諾母子,要返還其財產。這家母子也是老實人,她們只愿意按照當初的地價——而不是有了巨額升值后的現價(他們將此看作一種剝削)——來收回。侯爵和這母子倆共同議定償還110萬法郎;鑒于數額龐大,侯爵只能分期支付,冉樂諾母子當然也拒收任何利息。為了支付這筆款項,侯爵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動用其收入。于是這引起了他和侯爵夫人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出身于名門望族的侯爵夫人,極其熱衷于混跡上流社會并在其間呼風喚雨,她不僅無法理解丈夫的行為,而且將此視為瘋狂之舉,遂向法院提出下達禁治產令的請求。她在訴狀中說:

  侯爵行事均帶有瘋狂意味。近十年來,渠所關切之事僅限于中國事物,中國服裝,中國風俗,中國歷史,乃至一切均以中國習慣衡量;談話之間往往以當代之事,隔日之事,與有關中國之事混為一談;侯爵平日雖擁戴王上,但動輒征引中國政治故實,與我國政府之措施即王上之行為相比,加以評騭。

  ……侯爵之自溺狂使子女亦蒙受影響,彼等所受教育竟一反常規,學習內容與天主教義抵觸之中國史實,學習中國方言……

  事無大小,侯爵均謂在中國即非如此這般!談話之間倘或提及冉樂諾夫人或路易十四時代之時事,侯爵即愁容滿面,且常以為身在中國。渠之鄰居,例如同住一處之醫學生愛德蒙·伯凱,冉-巴蒂斯特·佛雷米奧教授,與侯爵往還之下,認為其有關中國之偏執狂,實出于冉樂諾母子之陰謀,意欲借此使侯爵完全喪失理性……

  具有高貴品質的侯爵竟被醫學生和教授戴上了一頂“中國偏執狂”的帽子,巴爾扎克這么寫顯然有其特殊用意:如果有誰將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并希望從那里為法國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貧富對立、階級壓迫、權力濫用、法制腐敗、宗教沖突、道德敗壞、教育僵化、社會束縛等等——找到答案,不要說一般老百姓,就是智識階層也不能接受。

  然而侯爵的“中國癖”(Sinophilie)并非出于完全的想象,而是來自廣泛的閱讀和豐富的知識:“我從小有個受業的老師,叫做葛羅齊埃神甫,由于我的保舉,查理十世派他做兵工廠圖書館的館員,那圖書館是今上當太子的時候就主管的。葛羅齊埃神甫對于中國極有研究,深知它的風俗習慣。我在一個人極容易對所學的東西入迷的年齡上承繼了他的遺產,25歲就學會了中文。我承認我對這個民族的欽佩簡直不能自已,因為它能把征略者同化,它的歷史比神話的年代或圣經的年代還要悠久,穩定的制度使它能保持領土的完整,紀念建筑偉大無比,行政機關完滿無比,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認為理想的美是貧弱的藝術原則,它的工藝和珍貴的出品發展到登峰造極;我們無論在哪一點上都不能超過它,而我們自命為高人一等的成績,他們卻和我們并駕齊驅。”

  如果我們讀過巴爾扎克在1842年10月發表的一篇專論——《中國與中國人》,就會知道侯爵的自述羼雜了巴爾扎克本人的經歷。“從十五歲起,”巴爾扎克寫道,“我就讀過杜赫德神父、葛羅齊埃修道院院長……關于中國的多少有些不可靠的絕大部分的報道;總之,理論上有關中國的一切知識,我都知道。”杜赫德神父編輯出版了《中華帝國全志》——這部西方漢學巨著薈萃了超過27位來華耶穌會士在長達80余年里的書信稿件,首刊于1735年,隨即被翻譯印行于歐洲各地。他在《序言》中寫道:“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判定:因為這些治國理家的基本原則在中國始終得到貫徹執行因而持久不衰,所以當人們看到如此廣闊的帝國歷經漫漫世紀長河卻依然屹立于世,而且至今依然煥發活力,也就不會大驚小怪了。”對照上一段,可以看出巴爾扎克中國觀念的來源。

  然而與其說巴爾扎克意在提供一個中國樣板,倒不如說他希望將中國看作一面奇妙的鏡子,借以讓法國人看到自己昔日充滿榮光的倒影,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國身份。他在小說里寫道:“固然他(侯爵)自信血統高人一等,但也相信貴族有貴族的責任;而貴族所應有的德性與魄力,他也無不具備。他用他的道德觀教育兩個孩子,從搖籃起就把他階級的信仰灌輸給他們。對于自己的尊嚴所抱的深刻的觀念,對于姓氏的驕傲,對于身為優秀種族的信心,在他們身上養成了一種天潢貴胄的傲氣,尚俠的精神,和古代諸侯們樂善好施的仁愛。”

  在巴爾扎克筆下,侯爵所做的一切終究還是為了法國的利益。侯爵承認,“即使我常常在談笑中把歐洲各國的情形與中國的相比,我到底不是中國人,而是一個法國紳士……我的政治生涯,我的世代簪纓的身份,自己可能掙到而傳給孩子們的新的光榮,全都放棄了;但是我們姓埃斯巴的并沒損失,孩子們將來一定是出眾的人物。我固然沒有進貴族院,但日后他們可以憑著為國效勞的功績,光明正大的去爭取,他們也必定能為祖國作出一番傳世的事業。我把家聲洗刷干凈之后,等于替后人奠定了一個光榮的前途:雖然這番苦功是沒人知道的,沒有光華的,也不能不說是一件高尚的行為罷?”然而在一個卑鄙和墮落大行其道的年代,個人的高尚之舉只能是一把釀造自飲苦酒的酵母。

  1841年12月24至28日,巴爾扎克在《世紀報》上以連載形式刊發了小說《假情婦》,這時維多利亞女王組織發動的鴉片戰爭還在進行期間。巴爾扎克對于那種試圖通過暴力獲取一種“優越地位”的觀念和做法——這在歐洲大陸屢見不鮮——大不以為然,他在書中談到俄國與波蘭的沖突時寫道:“順便說一句,波蘭滿可以學中國人的做法,不是用武器打敗俄國,而是通過其道德風尚的影響。”在評論英國發動掠奪中國的鴉片戰爭時,巴爾扎克使用了英國的綽號“約翰牛”,表達心中對歐洲老牌殖民主義的蔑視。他譴責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邪惡動機,揭露其“不道德”的本性。在《中國與中國人》文中,巴爾扎克借畫家之口,稱贊中國民情,頌揚“中國人民重德輕利”的傳統優秀品格,并說:“向本欲完善資質的消費者提供毒品,老天不容。或曰,不義之財,終不得好報。”

  四

  作為摯友,雨果曾在巴爾扎克的葬禮上致辭說:“(巴爾扎克的作品)生動、深邃且熠熠生輝;從中能看到我們的現代文明帶著一種難以形容的、既真實又惶恐而駭人的東西,走來走去……”為作品添色不少的中國器物描寫頗適合于前半句;而通過后半句,我們或可明白那些以中國思想做比擬的觀念為什么常常會使讀者感到糾結。

  十八世紀的東西方貿易并未出現多大的波動和逆轉,而歐洲對中國的態度卻經歷了由贊美到懷疑再到否定的根本轉變。與萊布尼茨、沃爾夫和伏爾泰等“中國粉”相比,孟德斯鳩、盧梭和黑格爾等“中國黑”并不會拒絕在其早餐盤上安放一杯熱騰騰的香茶,他們的身體也不會拒絕東方棉布做成的吸汗透氣的貼身內衣。有學者研究發現,法國《新書評論雜志》1840年之前所涉書籍“均為介紹中國古代歷史、哲學、文化的”,1840年起則開始出現了負面意見。1842年在對一本英國中尉關于鴉片戰爭的書進行介紹時,認為“閱讀此書可知中國軍隊貪生怕死、不堪一擊……”在法國正式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法國的報紙雜志涉及中國的負面報道就更多了,有一幅漫畫甚至對中國人不懂大炮膛線而發出了尖刻的嘲笑(《中法文學關系研究》)。

  群情洶洶之中,難得有雨果這樣的人士站出來仗義執言。1861年當拿破侖三世在巴黎恬不知恥地展出劫掠來的圓明園珍物時,雨果發出了著名的《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他諷刺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干下的事!”在信的結尾,雨果真誠地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洗刷得干干凈凈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這當然會讓我們想起前述《禁治產》中侯爵的話。早在1848年拿破侖三世還是路易·波拿巴時,雨果曾為其當選法國總統提出過一個政治計劃,其中就有“學習中國文化”一項內容——這依然能讓我們聯想到那位侯爵。(曹洪洋)

[ 責編:武鵬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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